首相前公開宣佈，政府批准包括拉曼理工在內所有基金會，享有長達10年的免稅優惠。
然而，財政部的行政公函，則只批准免稅期僅為3年。而且免稅範圍僅限於公眾捐款，不包括學費、利息、租金等主要營運收入。
這項“縮水”爭議，必然引起華社的關注，為何政府的承諾與財政部最終批准的行政決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落？免不了讓人質疑背後又出現“政治議程”。
就官方指出，理由是基金會在部分行政技術事項上未符合規定，只要滿足他們的條件和遵守指南，10年免稅期就會恢復。這樣的回應，不免讓人感覺到，為何行政部能夠輕易改變已批公告？
公眾要問首相宣佈時未提具體條件，為何財政部卻能另列出4項嚴格條件，是否具有刻意為難和為拉曼設下障礙，讓打壓延續下去。
拉曼理工乃非營利模式運作，所有收入投入教育與發展。以往國陣執政時享有永久免稅地位。如果財政部嚴設條件不予符合，則3年後將面對財務衝擊，對學費等收入征稅，校方必須承擔更高的稅務，最終影響的是廣大學生。
我們覺得遺憾，為何培育國民的大學，不被一視同仁的對待？它在國家教育體系中又處於什麼定位？
認清需求，評估風險
不少的社團活動，很喜歡邀請政治人物出席致詞，既然不是一層不變的強制規定，團體有必要考慮到需要與否，以及利與弊，邀請後才不會對活動帶來影響。
有時候很納悶，比如一個業緣性組織，在舉行週年慶時，為了充場面邀請了教育副部長來主持開幕致詞；或宗教組織慶典，邀請了他族的代議士來參與講話，有時覺得離題不恰當和缺乏共識。
也有組織沒有衡量到節目的需要，可能主辦方只為了炫耀“交遊廣闊”，邀請的嘉賓超出範圍，個個都安排致詞，台上講話，台下不耐煩的喧嘩，最終他們說什麼，都沒有人認真的去聆聽。這類節目，對採訪媒體來說，也覺得很厭煩。
無可否認，現實環境裡，社團組織邀請代議士出席，目的不單在於提升活動的吸引力，更重要需能爭取資源與實際支持，這是許多社團的實際考量。有關代議士就應該迎合活動既定的性質，“長話短說，點到為止”，避免過度政治化，背離了活動宗旨。他若為民眾提供了直接了解政策的機會，協助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就不會有問題。
相反的如果邀請了不對的政治人物出席，讓他利用社團平台作政治宣傳，乖離了活動真正含義和目標，媒體報導焦點也可能從活動本身轉向他的講話，這樣或會引發內部矛盾和政治化的風險。
為了克服潛在的問題，社團應該先認清自身需求，如果活動需要官方支持且有伴隨撥款或資源承諾，邀請不失為一個選項；反之，若只舉辦單純的會員聯誼活動，避免政治人物出席，可能是更穩妥的選擇。
有否獨立自主？
可以觀察周圍的華團組織，不少團體領袖與理事，都身穿“兩件衣”，在利益衝突時，可能就優先考慮到政黨利益。然而，由於執政黨掌握資源分配與勛銜推薦權，容易使到華團領袖為利而靠攏當權者，暫時聰明的以“保持政治中立”，來粉飾一般。
另一方面，華團有許多權益，如教育、經濟、文化等的爭取，必須通過政治途徑解決，這使得華團難以完全脫離政治。再加上政黨必然希望爭取華團支持，以擴大其影響力，通過種種利誘，也使到華團陷入被拉扯的境地。這就是“超越政治”為何容易淪為口號因素之一。
總之，“超越政黨，不超越政治”雖是理想，但現實中常因利益和壓力而淪為口號。
對華社而言，與其追求虛無的“超越”，不如務實地監督華團是否真正堅守獨立自主的原則，並在華社權益受侵時敢於發聲，在複雜政局中清楚維護華族自身立場。
好似很久了，家中郵箱像是形同虛設，一封信都沒有收到。
今年五月初，在忍無可忍下，親自到體育場路郵政局去投訴，超過四個月連一封信件都毫無消息。接待我的恰好是負責我家住宅區域的Encik Fauzi,他很友善的記錄下地址及我聯絡電話，表示會關注處理。
五月十三日早上九點廿二分，終於收到三封信，包括組織的銀行結單。我隨即通過WhatsApp 向他報告並致謝。然而，本月中旬僅收到兩封，又再銷聲匿跡了。
相信不少民眾都有類似的感受，尤其在普通郵件，延誤或消失已成常態。也有人投訴，不負責任的郵差，郵件或堆積好幾個月才一次性派送，甚至也有別人的郵件隨便往某家郵箱裡丟即任務完成。
大馬郵政局每年業績報告都虧損，民眾自然會質問，為何郵票價格已大幅度提高，但服務品質沒有同步提升？若郵件遺失率高、投遞時間不穩定，民眾自然開始削弱對郵政局的信心。
隨著電子郵件、電子賬單及網上交易普及，傳統郵件需求也繼續萎縮，目前已經造成團體組織會議或通告，不再以郵寄通知會員，郵政收入必然也隨之減少。
大馬郵政局在維持全國性服務，加上私人快遞市場競爭激烈，營運成本高壓力大，但民眾終究關心的是：1.有效的改善服務品質，2.提升郵件安全及準時投遞，3.讓民眾覺得“所付出的郵資，值得所得到的服務”。如果不能達到民眾上述的期望，使用郵政服務的人持續下降，即使再度調高郵資，也無法挽回其過去的光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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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陳梅卿、陳芳松、陳義敬、許錦秋、許德興、 許漢傑、林金豹、陳春來 |
退默守望、燈不熄滅
回首來時路，從青絲到白髮，不知不覺43年的董事會歲月，加上逾十年的總務實務，見證並參與了學校組織的篳路藍縷與輝煌蛻變。
如今卸下重擔，承蒙厚愛，不棄敦委為名譽顧問，感激組織予我的信賴與溫暖。放下昔日瑣細，轉換角色成為忠誠的“守望者”。在未來的日子，還得以暮年之光，繼續映照後進前行的路。
過去我不過是盡了應盡的本分，做該做的事、扛該扛的責。若說有什麼心得，那就是：教育不能是掌聲中的裝飾，而是燈光下的默默耕耘！
我滿懷信任與期盼，更祝福新團隊，腳步踏實，目光長遠，與其鋪張排場，不如聽聽師生真正的需要，讓踏踏實實的教育光芒，照進每一顆年輕的心。
公職失當是警示
一名我國現役女警今年6月到中國旅遊時，與同伴在公共場所刻意捂住鼻子，用馬來語高聲嘲笑當地人「很臭」、「不洗澡」。視頻曝光後，引發網民熱議和強烈不滿。
雖然馬來西亞警察總長已下令展開紀律調查，並強調警員無論國內外都需維護道德操守與警隊形象，但公眾對女警的失當行為，不單衝擊國家形象，也提醒我們必須審視馬來西亞國內確實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
有關女警員在兩國網民的輿論壓力下，終於道歉或將受到警隊的紀律行動與否，則有待後續才能知曉。至於與她同行者，是否也已經醒覺及誠懇悔過，不得而知？
這起事件不僅是「辱華」，更暴露了更深層的問題：國內歧視問題的縮影。馬來西亞社會長期存在種族和宗教的緊張關係，身為公職也能隨意對「他者」有偏見，反映出國內歧視問題的延伸。
女警的事件絕非孤立，它既暴露了個人修養的缺失和公職紀律的鬆懈，也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國社會內部應該正視與解決國內種族歧視問題，否則很難邁向公平與和諧的局面。
一部在社交媒體擁有好評如潮的影片《給阿嬤的情書》，雖然沒有參與包場首映時觀賞，無論如何獨自也於昨日前往本坡Aman Central GSC 影院，自掏腰包的去看。
由於選擇在下午四點半場，整間影院僅有約二十名觀眾，似乎也是形同包場，還能選擇最佳屬意位子，舒舒服服的欣賞。
在這不談劇情，也不聊及影片觸動心弦的故事，只觀察不同觀眾是否真正解讀，或只跟風而來“打卡”。和我同場認識的一位朋友，在入場前我問他是否懂得聼潮語，他回復僅略知一二，但社交媒體的好評，讓他也抱著“必看”的心態還是購票入場。
我覺得離間隔幾個座位的年輕人，或許不知祖籍何處，對影片中的潮語對話、泛黃信紙上的繁體字、阿嬤口中陌生地名，似乎有了一道文化屏障。他們不是不想共情，而是缺乏解讀那些情感，結果偶爾掏出刷手機，間斷的疏離劇情。
我想這些年輕人也並非冷漠，只是他們都出生在一個家族記憶早已抹除的年代。然而，我還是認為，鼓勵年輕一代觀賞和了解老一輩講述“唐山過番”的辛苦經歷，鄉愁和僑批留下有情有義的教誨，是值得回味的。
《給阿嬤的情書》最終告訴我們這一代，祖籍與記憶、鄉愁的共鳴與無感，在我們身上刻下的印記。觀後真正流淚的，或許家族保留著逝去親人的思念，而那些無感的人，僅是文化記憶斷裂後的必然反映。
垃圾要分清真與非清真？
又來一個涉及公共政策、宗教敏感和社會管理問題，在雪州出奇的推出。垃圾分類將分為「清真」和「非清真」，加深種族間的疑問和隔閡。
從大家的認知，垃圾分類的主要目的通常是環保、回收和衛生管理，比如可回收、有機垃圾和一般垃圾。如果要進一步分為「清真」和「非清真」，似乎只是宗教刻意要求而已。
雖然引起大眾熱議後，雪州政府將把規劃指南與標準作出澄清，也解釋有關條款主要針對特定場所(如超市和大型商場)的垃圾收集區或垃圾的內部管理。然而，實際需要否和可操作性及業者運營實況與程序成本是否合理等，都必須認真考量。
一項制度是否必要，不應只看宗教或情緒因素，更應該也考慮到實際效益，能否提升衛生或管理效率，會否造成更多不必要負擔等。
目前國內食品強制分類「清真」和「非清真」，非穆尊重回教徒宗教要求，但企圖變本加厲連垃圾也分「清真」和「非清真」來擴張不實際的制度，確實不明智也含有隔閡意圖。
友人開始問，輸血是否需要區分「清真」和「非清真」，稅收各類的金錢是否也要分「清真」和「非清真」？貪婪又不懂得自我自制？
微型華小與董事會還有存在意義嗎？
過去華社出錢出力，是因為政府沒有全面承擔華校建設，華社視華校是我們保存語文和文化的重要堡壘，成立董事會，不僅在於管理學校，更代表華裔社會辦學精神。
隨著華裔人口逐漸降低，和一些鄉區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微型華小的問題，開始成為華社憂心和需要關注的事項。在一些微型華小，全校只剩下幾個學生，甚至也有不少的華小，華裔學生已成少數，董事會若只是為了「保住一間學校的名字」，而長期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卻無法給華裔子弟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其實是值得深思和重新考慮。
在馬來西亞雖然華裔獻心獻力為教育，但遺憾的是一直被政客誤導，謂華小造成種族分裂，這種說法並不公平。華小以母語教育為主，並沒有排斥其他族群。近年來不少友族家長把孩子送入華小，正是因為認同華小的校風和教育素質。因此，把種族問題完全歸咎於華小，並不客觀和狹隘。
那麼談回來只有幾名學生的華小，特別是華裔子弟比其他更少數者，是否應該繼續維持？
我們有需務實的看待，如果全校只剩幾個學生，又缺乏同齡同學互動，師資及設備受限制，還需要投入大量資源，那麼合校或搬遷未必不是好事。
馬華公會過去曾推動搬遷微型華小行動，雖然也遇到阻礙，但事實證明，許多搬遷到市區或人口密集地區的華小，如今學生人數大增，辦學更具規模，讓孩子們接受到更優質的華文教育。
由於人口流動是客觀現實，搬遷並非放棄原區華教，更不能把關校當會丟臉。為孩子的教育成長考慮，才是最佳的安排。不然，我們為了顏面繼續把華社辛苦的支持，放在幾所名存實亡的華小，對華教的價值精神必然失色。
我國第四任首相，敦馬哈蒂爾曾寫下他的第一本著作《馬來人的困境》，抒發他對馬來社群的願景。在他執政超過22年(1981年至2003年),以及較後又意外的接任第七任(2018年至2020年)首相職務,任期間的治國手腕，必然有褒貶之處。
我國將在今年迎來建國69年獨立日，從過去至今，在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裡，相信並非只有《馬來人的困境》，而忽略了其他民族的問題。尤其在老馬時代演變，種族關係因政治感染，而逐漸分化。
趁著心中的思緒，也不忘的身為華裔公民，吐露國內普遍上遭遇的偏差和不公，華裔的困境，其實更日漸嚴重，也不能被忽視。
在馬來西亞，華裔在政經文教等領域，確實面臨著系統性的制度挑戰，好似向左或右皆非的困境，政治領域幾乎在結構性的邊緣化和不平等的參與。
以公職來說，全國約140萬公務員中，華裔僅佔約5.4%,一直被制度性排斥。掌握話語權的政黨基本盤以馬來人為主，華基政黨在捍衛族群權益時，長期陷入代表權的困境。加上選票利益為上，公務員人數不減反而膨脹，加薪升級有否根據KPI績效考核表現？
經濟領域上，資源分配嚴重傾斜，歷史和現行政策雙重限制，過去的“新經濟政策”已造成許多行業面對打壓。以往長期存在要求企業至少30%股份保留給土著的固打制，如今希盟更企圖變本加厲，將30%股份提升至50%,華裔企業面對的打壓更嚴重。
我們深感遺憾，華裔人口佔總人口約22%,承擔了全國約90%的所得稅及公司稅，且頻繁遭遇稅務差別對待與職場歧視。華裔在大馬的貢獻與回報嚴重失衡，怎叫人不寒心？
在文教領域方面，雖然母語教育清楚列明在國家憲法，但還是任意由友族政客玩弄，威脅關閉華校言論不絕於耳。母語教育的重重阻礙，國立大學錄取存固打制，獨中統考文憑至今不受政府承認，卻一直被政黨在騙取選票時拿來消費。師資短缺問題危機幾時能夠克服，都是華裔納悶無解的心中刺！
現有希盟時代，文化習俗被干預的不減反增。2025年10月，政府宣佈禁止在華小禮堂舉辦含酒精活動，不但干涉傳統習俗，更會切斷許多華小賴以生存的重要經濟來源。
由於在馬來西亞固有的族群政治框架下，任何以華裔為主要支持的政黨，都必須在“為族群爭取權益”和“維持政治生存”之間，面對相似的困境。
就以過去在聯盟或國陣體制內代表華裔的馬華公會，面對巫統的主導，馬華被批評為“當家不當權”。由於在關鍵議題上缺乏實質決策權，好像只是融入，展現多元性但最終隨著巫統自大傲慢，一起從國陣被唾棄。
接著以挾著“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上台的行動黨，在野時的高昂鬥志，得到逾95%華裔支持，最終進入執政核心，但同樣也陷入了相似的兩難。
行動黨為了爭取馬來選民支持以鞏固政權，在華裔渴望的統考、大學固打制等議題上，選擇“靜靜”或妥協，昔日的勇氣消逝，為了官位便顯得毫無骨氣。該黨雖是擁有40個國會議席的執政黨重要成員，卻不敢實現承諾，除了承認統考、還有大言不慚的永久地契、廢除大道收費等議題上屢屢跳票，讓華裔產生被欺騙的感覺。
行動黨曾在道德高地批判馬華，如今角色互換，轉為體制維護者，也與昔日對手合作並在原則上妥協，甚至開始自稱並不代表華裔。
我國華裔社會，面對的欺壓和得吋進尺的政策，已經形成一種無力掙脫的感覺。拜託從政者，別再昧著良心，只為選票什麼騙話承諾都敢輕易脫口而出，過後卻能不羞愧的一句“不是我講的”。#
僑批
最近一部潮汕電影“阿嬤的情書”似乎讓僑批的精神在當下“熱”了起來。它對老一輩自然能燃起懷舊之情，思念故鄉親人時的珍貴替代品。
童年時代，我確實目睹過父親藉以“僑批”和分割兩地的母親、妻兒，敘述生活，並且隨批寄上一些銀兩，通常都是一切如常，望彼此安康，勿掛念。曾在老家舊抽屜存有回批及僑批信封，但已離家數十載，再找不回記憶裡以毛筆書寫的銀批了。
“僑批”又叫銀信，據知父親每當佳節前，都會和好友一齊通過檳城某民間機構，匯寄銀兩到中國各自的親人。由於我大媽與大胞兄皆居住在北山鄉井仔頂故居，父親過番(下南洋)求生，只得藉以這類特殊郵傳家書，維繫著血脈親情與思念。
相信現今年輕一代，不了解早年離鄉背井到海外遊子，需遵循“孝悌”準則，贍養父母、撫育妻兒、幫扶宗族的責任。僑批即是家書、又是銀信，是連接家鄉，講信譽、守承諾的重要體現。
如今父母、妻兒家眷皆在身旁的人，無需跨山越海，無需望月盼望鄉愁之苦，更應珍惜彼此聯繫，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散落在歲月深處的童年
今天2026年6月5日(農曆丙午年四月廿)是母親離去十四週年忌日，安排祭祀必是每年不能忘卻的重要事務。
雖然歲月流逝，許多事情早已模糊，但塵封已久的童年往事，陪在母親身旁成長的回憶，依舊能夠細細的回味。
年幼時，母親是以裁縫老人服裝聞名，她的手藝精巧，特別是傳統布衫上的布扭，粒粒結實圓潤，散發出古早年代特有的溫婉與雅緻，受到鄰里婦女們的歡迎，不論多久都願意等待她手工縫製的衣服。
每當母親要燙衣服時，那只古老的銅燙斗，沉甸甸的放在地上，先得將燒紅的木炭放入，我就用扇子讓炭火通風燃燒。母親將一件件衣裳燙得平整服貼，也燙出了舊時代樸實而溫暖的生活記憶。
在那個沒有自來水的歲月，家中有口古井，每天都得幫忙打水，儲存在大水缸也是日常家務。母親要煮飯、燒水、洗衣、洗菜、沖涼、打掃，都離不開那口井，那能袖手旁觀。
這些看似平凡瑣碎片段，隨著歲月沉澱，反而成為心底溫暖的兒時畫面。母親慈祥笑容、辛勤勞作的身影，永遠深藏在記憶深處，歷久彌新。
殘缺阻隔不了送別的心
今早到本坡人民園去送別吉打菜業公會查賬之一的彭金坤老先生，出現一名巫裔男子，推著輪椅坐有一邊腳已斷肢的婦女，在喪居前安靜的等候。
經過了解，才知道馬來老婦向來是往生者的客戶。大家心裡都在想，畢竟彭金坤只是一個賣菜的東主，不過是清晨巴剎裡，那一聲Makcik 今天菜很新鮮，相信從來沒有嫌棄她坐輪椅賣貨較慢吞吞，或價格也贏得她的信任與好感。因而，年復一年那些微不足道的善意，早已悄悄地跨越了種族、語言和信仰的界線，成了她殘缺身軀阻隔不了要親至吊唁的決心。
沒有人要求她來，也沒有人期待她會來，但她來了，誰都無法阻擋她向一個曾經溫暖過交情的人，做最後一次告別。四周目光都投向這位行動不便的馬來老婦。
為了讓她如願親睹遺容，當靈柩從喪居移出公祭前，她堅持要站起來，旁人小心翼翼地扶著她站到靈柩旁，隔著玻璃，見了那張熟悉的面孔，嘴唇似乎微微顫動，一句Selamat jalan 一路好走。
這一幕之所以動人，不只是因為一個行動不便的人，跨越了身體的限制，更讓我們看見，在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面前，種族是薄的，信仰是輕的，而真誠的心，是重的。
由於參與旅遊團隊之中，我們四位屬最年長者，領隊就將我們成為一組，後來也被隊友們一致譽為“四大天王”。
首站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填補三缺一的江南三大名樓：已經遊覽過的湖北黃鶴樓，湖南岳陽樓，此次南昌的滕王閣
滕王九層高閣望
雄偉氣勢立南昌
決登明三暗七層
足見腳力還能行
宣言變一紙空文
每當選舉展開，政黨必定會絞盡腦汁，設計出迎合時局人民所關注，特別是易以挑起情緒、社群不滿的課題，想出可以撈取支持的宣言，收割賦予信任的票源。
然而，當中選上位後，所有的承諾卻違背和開始落空，甚至令人可笑的是，還大言不慚的表示：宣言不是聖經。
在民主選舉裡，政黨與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提出的政見與承諾，是為了爭取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若當選後輕易否認或推翻自己的宣言，不但辜負選民的託付，也直接損害公眾對政治制度的信心。
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內現象，競選宣言似乎可以成為丟棄的口號，那麼選民所投下的一票，又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政治的誠信和責任一旦流失，必然嚴重損害民主制度的公信力。
我們確實很希望，政治人物應該坦誠的向選民交待，而不是以情況不同，推卸和否定過去的承諾。
請不要忘記，今天是電子傳媒時代，過去所跨過海口的承諾，都不易輕易抹除，除非要佩服厚顏無恥的政棍，依然向人拋出一句：我就是會“車”，你奈我如何？
何處是「豬」家？
每天半夜三點左右，他就得離家到茹崙路旁，一座橡膠園內的宰豬場去作活。我得帶著咪矇的雙眼，起身看著父親外出然後將大門串鎖，才繼續進入夢鄉。
父親在一場車禍後，就完全卸下肉販與屠夫的工作，檔口租給昔日一起經營的林先生。父親在1989年撒手塵寰，初時縣議會執照曾轉換在我名下，但我並沒有接替父業，只收取微薄的租金給母親。
好像只有幾年光景，由於膠園地主獻地予教育用途，該地段改為足球與活動場所，自然靠近的宰豬場，便開始受到質疑。不久相繼面對宰豬場問題的還包括莪崙，雙溪鉛。
我記得曾經與州行政議員到大鉛去拜見縣長，當時受建議遷移宰豬場，只要覓得適當地點即可申請。我那時候就已經醒覺，談何容易要出資去尋覓不會引起非議的地段，只要有左近穆斯林居民反對，養豬和宰豬場必然無望得批。
這是以往曾經歷的陳年舊事，然而2026年初至今，隨著雪蘭莪州豬農被訓令全面禁止養豬業，一個在雪州存在了數十年的古老行業，就被關閉和走入生計的終點。
看來，養豬或宰豬地點，又開始燃起令華社引以為鑒的課題。
回憶2008年3月8日的大選，吉打州國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挫，失去了州政權落入民聯(行動黨、人民公正黨及伊斯蘭黨聯盟)。翌年亞羅士打唯一的宰豬場，就在那時被執法單位以兩部神手輕易催毀。過後安撫要在吉中建什麼現代化宰豬場，只聞樓梯嚮，沒有資金扶助，只成空談，就不了了之。
如果說要保持衛生，政府是有義務協助豬農計劃建立現代化封閉式養殖中心，既能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也一視同仁尊重非穆之需求。
其實，所有禽牧業都會面對同樣的衛生問題，為何養豬業切要承受差別的待遇？遺憾的“豬家”的課題屢屢被政治炒作，也企圖以宗教之名行經濟歧視之實，甚至歪曲成種族議題，步步進逼，輕易告訴你一句進口就好了。
養豬業受到打壓，它只是馬來西亞回教化大浪潮中的一潮浪花。華社應該憂心的是，這類宗教化、政治化的趨勢也正在其他領域蔓延。
非穆斯林在大馬的基本權益不被尊重，反映出多元社會契約也慢慢被侵蝕，不是嗎？
2026 年5月20日這個“我愛你”的日子，正是我浮生近半世紀，身在教 育組織圈子終可功成身退的日子，正式卸下益群學校董事會總務一職。
應該感到榮幸與難忘的，是有機會在盛辦百年校慶的活動中，身兼董事會、 百年校慶工委會總務，同時受委託肩負起百年紀念校刊主編，很快的校慶 高潮節目一過，三個月內隨即如期出版，並在2026年3月30日正式舉行 推介儀式。
回憶過去曾在兩間國民型華文小學先後擔任職位，至到退下之際，才恍然 大悟已經數十年眨眼而過。先是1992年至1997年，擔任吉打竹城明新國 民型華小家教協會主席，也擔任該校副董事長及董事會清寒子弟獎勵金小 組委員。該校禮堂建委會雖然於90年代初成立，但一直未有行動，至到 1994 年12 月27日改組由我接任建委會總務，大家積極策劃籌款，翌年 十一月動工，1996年11月16日一座巍峨壯觀的“張秉雄禮堂”終於在 千人宴的盛況中光榮落成開幕。
當時，在辦事積極和深富責任感的駱榮昌校長配合下，校務及學生表現皆 不俗，出版過家教協會“明新之聲”和明新小學創校70週年暨張秉雄禮 堂開幕紀念特刊，皆由我擔任主編。
另一方面，由於身兼報界通訊採訪，早在1975年曾接觸雙溪鉛中華小學 校長郭亞俤，且他於1976年調職到吉打十字港六英哩益群小學長校後， 我也開始周旋在十字港益民與益群兩校的活動採訪，更開始與益群結緣。
從學校記錄中才知道，自1983年開始便膺選活躍在益群學校董事會裡。 光陰過得真快，不知不覺渡過 43 年光景。2016 年許德興接任董事會主席， 我隨即擔任總務職至到與他一同卸任。
難得恰好2025年是益群學校創校壹佰週年，有幸受到三機構聯合慶委會 的信任，再度毅然肩負起“百年薪火、共譜輝煌”紀念特刊的主編，除了 校慶主題，也設計了益群百年校慶徽章，戰戰兢兢的完成任務，如今鬆下 一口氣，何嘗不是卸下最佳良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