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前公開宣佈，政府批准包括拉曼理工在內所有基金會，享有長達10年的免稅優惠。
然而，財政部的行政公函，則只批准免稅期僅為3年。而且免稅範圍僅限於公眾捐款，不包括學費、利息、租金等主要營運收入。
這項“縮水”爭議，必然引起華社的關注，為何政府的承諾與財政部最終批准的行政決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落？免不了讓人質疑背後又出現“政治議程”。
就官方指出，理由是基金會在部分行政技術事項上未符合規定，只要滿足他們的條件和遵守指南，10年免稅期就會恢復。這樣的回應，不免讓人感覺到，為何行政部能夠輕易改變已批公告？
公眾要問首相宣佈時未提具體條件，為何財政部卻能另列出4項嚴格條件，是否具有刻意為難和為拉曼設下障礙，讓打壓延續下去。
拉曼理工乃非營利模式運作，所有收入投入教育與發展。以往國陣執政時享有永久免稅地位。如果財政部嚴設條件不予符合，則3年後將面對財務衝擊，對學費等收入征稅，校方必須承擔更高的稅務，最終影響的是廣大學生。
我們覺得遺憾，為何培育國民的大學，不被一視同仁的對待？它在國家教育體系中又處於什麼定位？
認清需求，評估風險
不少的社團活動，很喜歡邀請政治人物出席致詞，既然不是一層不變的強制規定，團體有必要考慮到需要與否，以及利與弊，邀請後才不會對活動帶來影響。
有時候很納悶，比如一個業緣性組織，在舉行週年慶時，為了充場面邀請了教育副部長來主持開幕致詞；或宗教組織慶典，邀請了他族的代議士來參與講話，有時覺得離題不恰當和缺乏共識。
也有組織沒有衡量到節目的需要，可能主辦方只為了炫耀“交遊廣闊”，邀請的嘉賓超出範圍，個個都安排致詞，台上講話，台下不耐煩的喧嘩，最終他們說什麼，都沒有人認真的去聆聽。這類節目，對採訪媒體來說，也覺得很厭煩。
無可否認，現實環境裡，社團組織邀請代議士出席，目的不單在於提升活動的吸引力，更重要需能爭取資源與實際支持，這是許多社團的實際考量。有關代議士就應該迎合活動既定的性質，“長話短說，點到為止”，避免過度政治化，背離了活動宗旨。他若為民眾提供了直接了解政策的機會，協助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就不會有問題。
相反的如果邀請了不對的政治人物出席，讓他利用社團平台作政治宣傳，乖離了活動真正含義和目標，媒體報導焦點也可能從活動本身轉向他的講話，這樣或會引發內部矛盾和政治化的風險。
為了克服潛在的問題，社團應該先認清自身需求，如果活動需要官方支持且有伴隨撥款或資源承諾，邀請不失為一個選項；反之，若只舉辦單純的會員聯誼活動，避免政治人物出席，可能是更穩妥的選擇。
有否獨立自主？
可以觀察周圍的華團組織，不少團體領袖與理事，都身穿“兩件衣”，在利益衝突時，可能就優先考慮到政黨利益。然而，由於執政黨掌握資源分配與勛銜推薦權，容易使到華團領袖為利而靠攏當權者，暫時聰明的以“保持政治中立”，來粉飾一般。
另一方面，華團有許多權益，如教育、經濟、文化等的爭取，必須通過政治途徑解決，這使得華團難以完全脫離政治。再加上政黨必然希望爭取華團支持，以擴大其影響力，通過種種利誘，也使到華團陷入被拉扯的境地。這就是“超越政治”為何容易淪為口號因素之一。
總之，“超越政黨，不超越政治”雖是理想，但現實中常因利益和壓力而淪為口號。
對華社而言，與其追求虛無的“超越”，不如務實地監督華團是否真正堅守獨立自主的原則，並在華社權益受侵時敢於發聲，在複雜政局中清楚維護華族自身立場。
好似很久了，家中郵箱像是形同虛設，一封信都沒有收到。
今年五月初，在忍無可忍下，親自到體育場路郵政局去投訴，超過四個月連一封信件都毫無消息。接待我的恰好是負責我家住宅區域的Encik Fauzi,他很友善的記錄下地址及我聯絡電話，表示會關注處理。
五月十三日早上九點廿二分，終於收到三封信，包括組織的銀行結單。我隨即通過WhatsApp 向他報告並致謝。然而，本月中旬僅收到兩封，又再銷聲匿跡了。
相信不少民眾都有類似的感受，尤其在普通郵件，延誤或消失已成常態。也有人投訴，不負責任的郵差，郵件或堆積好幾個月才一次性派送，甚至也有別人的郵件隨便往某家郵箱裡丟即任務完成。
大馬郵政局每年業績報告都虧損，民眾自然會質問，為何郵票價格已大幅度提高，但服務品質沒有同步提升？若郵件遺失率高、投遞時間不穩定，民眾自然開始削弱對郵政局的信心。
隨著電子郵件、電子賬單及網上交易普及，傳統郵件需求也繼續萎縮，目前已經造成團體組織會議或通告，不再以郵寄通知會員，郵政收入必然也隨之減少。
大馬郵政局在維持全國性服務，加上私人快遞市場競爭激烈，營運成本高壓力大，但民眾終究關心的是：1.有效的改善服務品質，2.提升郵件安全及準時投遞，3.讓民眾覺得“所付出的郵資，值得所得到的服務”。如果不能達到民眾上述的期望，使用郵政服務的人持續下降，即使再度調高郵資，也無法挽回其過去的光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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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陳梅卿、陳芳松、陳義敬、許錦秋、許德興、 許漢傑、林金豹、陳春來 |
退默守望、燈不熄滅
回首來時路，從青絲到白髮，不知不覺43年的董事會歲月，加上逾十年的總務實務，見證並參與了學校組織的篳路藍縷與輝煌蛻變。
如今卸下重擔，承蒙厚愛，不棄敦委為名譽顧問，感激組織予我的信賴與溫暖。放下昔日瑣細，轉換角色成為忠誠的“守望者”。在未來的日子，還得以暮年之光，繼續映照後進前行的路。
過去我不過是盡了應盡的本分，做該做的事、扛該扛的責。若說有什麼心得，那就是：教育不能是掌聲中的裝飾，而是燈光下的默默耕耘！
我滿懷信任與期盼，更祝福新團隊，腳步踏實，目光長遠，與其鋪張排場，不如聽聽師生真正的需要，讓踏踏實實的教育光芒，照進每一顆年輕的心。
公職失當是警示
一名我國現役女警今年6月到中國旅遊時，與同伴在公共場所刻意捂住鼻子，用馬來語高聲嘲笑當地人「很臭」、「不洗澡」。視頻曝光後，引發網民熱議和強烈不滿。
雖然馬來西亞警察總長已下令展開紀律調查，並強調警員無論國內外都需維護道德操守與警隊形象，但公眾對女警的失當行為，不單衝擊國家形象，也提醒我們必須審視馬來西亞國內確實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
有關女警員在兩國網民的輿論壓力下，終於道歉或將受到警隊的紀律行動與否，則有待後續才能知曉。至於與她同行者，是否也已經醒覺及誠懇悔過，不得而知？
這起事件不僅是「辱華」，更暴露了更深層的問題：國內歧視問題的縮影。馬來西亞社會長期存在種族和宗教的緊張關係，身為公職也能隨意對「他者」有偏見，反映出國內歧視問題的延伸。
女警的事件絕非孤立，它既暴露了個人修養的缺失和公職紀律的鬆懈，也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國社會內部應該正視與解決國內種族歧視問題，否則很難邁向公平與和諧的局面。
一部在社交媒體擁有好評如潮的影片《給阿嬤的情書》，雖然沒有參與包場首映時觀賞，無論如何獨自也於昨日前往本坡Aman Central GSC 影院，自掏腰包的去看。
由於選擇在下午四點半場，整間影院僅有約二十名觀眾，似乎也是形同包場，還能選擇最佳屬意位子，舒舒服服的欣賞。
在這不談劇情，也不聊及影片觸動心弦的故事，只觀察不同觀眾是否真正解讀，或只跟風而來“打卡”。和我同場認識的一位朋友，在入場前我問他是否懂得聼潮語，他回復僅略知一二，但社交媒體的好評，讓他也抱著“必看”的心態還是購票入場。
我覺得離間隔幾個座位的年輕人，或許不知祖籍何處，對影片中的潮語對話、泛黃信紙上的繁體字、阿嬤口中陌生地名，似乎有了一道文化屏障。他們不是不想共情，而是缺乏解讀那些情感，結果偶爾掏出刷手機，間斷的疏離劇情。
我想這些年輕人也並非冷漠，只是他們都出生在一個家族記憶早已抹除的年代。然而，我還是認為，鼓勵年輕一代觀賞和了解老一輩講述“唐山過番”的辛苦經歷，鄉愁和僑批留下有情有義的教誨，是值得回味的。
《給阿嬤的情書》最終告訴我們這一代，祖籍與記憶、鄉愁的共鳴與無感，在我們身上刻下的印記。觀後真正流淚的，或許家族保留著逝去親人的思念，而那些無感的人，僅是文化記憶斷裂後的必然反映。
垃圾要分清真與非清真？
又來一個涉及公共政策、宗教敏感和社會管理問題，在雪州出奇的推出。垃圾分類將分為「清真」和「非清真」，加深種族間的疑問和隔閡。
從大家的認知，垃圾分類的主要目的通常是環保、回收和衛生管理，比如可回收、有機垃圾和一般垃圾。如果要進一步分為「清真」和「非清真」，似乎只是宗教刻意要求而已。
雖然引起大眾熱議後，雪州政府將把規劃指南與標準作出澄清，也解釋有關條款主要針對特定場所(如超市和大型商場)的垃圾收集區或垃圾的內部管理。然而，實際需要否和可操作性及業者運營實況與程序成本是否合理等，都必須認真考量。
一項制度是否必要，不應只看宗教或情緒因素，更應該也考慮到實際效益，能否提升衛生或管理效率，會否造成更多不必要負擔等。
目前國內食品強制分類「清真」和「非清真」，非穆尊重回教徒宗教要求，但企圖變本加厲連垃圾也分「清真」和「非清真」來擴張不實際的制度，確實不明智也含有隔閡意圖。
友人開始問，輸血是否需要區分「清真」和「非清真」，稅收各類的金錢是否也要分「清真」和「非清真」？貪婪又不懂得自我自制？
微型華小與董事會還有存在意義嗎？
過去華社出錢出力，是因為政府沒有全面承擔華校建設，華社視華校是我們保存語文和文化的重要堡壘，成立董事會，不僅在於管理學校，更代表華裔社會辦學精神。
隨著華裔人口逐漸降低，和一些鄉區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微型華小的問題，開始成為華社憂心和需要關注的事項。在一些微型華小，全校只剩下幾個學生，甚至也有不少的華小，華裔學生已成少數，董事會若只是為了「保住一間學校的名字」，而長期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卻無法給華裔子弟提供完善的教育環境，其實是值得深思和重新考慮。
在馬來西亞雖然華裔獻心獻力為教育，但遺憾的是一直被政客誤導，謂華小造成種族分裂，這種說法並不公平。華小以母語教育為主，並沒有排斥其他族群。近年來不少友族家長把孩子送入華小，正是因為認同華小的校風和教育素質。因此，把種族問題完全歸咎於華小，並不客觀和狹隘。
那麼談回來只有幾名學生的華小，特別是華裔子弟比其他更少數者，是否應該繼續維持？
我們有需務實的看待，如果全校只剩幾個學生，又缺乏同齡同學互動，師資及設備受限制，還需要投入大量資源，那麼合校或搬遷未必不是好事。
馬華公會過去曾推動搬遷微型華小行動，雖然也遇到阻礙，但事實證明，許多搬遷到市區或人口密集地區的華小，如今學生人數大增，辦學更具規模，讓孩子們接受到更優質的華文教育。
由於人口流動是客觀現實，搬遷並非放棄原區華教，更不能把關校當會丟臉。為孩子的教育成長考慮，才是最佳的安排。不然，我們為了顏面繼續把華社辛苦的支持，放在幾所名存實亡的華小，對華教的價值精神必然失色。
我國第四任首相，敦馬哈蒂爾曾寫下他的第一本著作《馬來人的困境》，抒發他對馬來社群的願景。在他執政超過22年(1981年至2003年),以及較後又意外的接任第七任(2018年至2020年)首相職務,任期間的治國手腕，必然有褒貶之處。
我國將在今年迎來建國69年獨立日，從過去至今，在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裡，相信並非只有《馬來人的困境》，而忽略了其他民族的問題。尤其在老馬時代演變，種族關係因政治感染，而逐漸分化。
趁著心中的思緒，也不忘的身為華裔公民，吐露國內普遍上遭遇的偏差和不公，華裔的困境，其實更日漸嚴重，也不能被忽視。
在馬來西亞，華裔在政經文教等領域，確實面臨著系統性的制度挑戰，好似向左或右皆非的困境，政治領域幾乎在結構性的邊緣化和不平等的參與。
以公職來說，全國約140萬公務員中，華裔僅佔約5.4%,一直被制度性排斥。掌握話語權的政黨基本盤以馬來人為主，華基政黨在捍衛族群權益時，長期陷入代表權的困境。加上選票利益為上，公務員人數不減反而膨脹，加薪升級有否根據KPI績效考核表現？
經濟領域上，資源分配嚴重傾斜，歷史和現行政策雙重限制，過去的“新經濟政策”已造成許多行業面對打壓。以往長期存在要求企業至少30%股份保留給土著的固打制，如今希盟更企圖變本加厲，將30%股份提升至50%,華裔企業面對的打壓更嚴重。
我們深感遺憾，華裔人口佔總人口約22%,承擔了全國約90%的所得稅及公司稅，且頻繁遭遇稅務差別對待與職場歧視。華裔在大馬的貢獻與回報嚴重失衡，怎叫人不寒心？
在文教領域方面，雖然母語教育清楚列明在國家憲法，但還是任意由友族政客玩弄，威脅關閉華校言論不絕於耳。母語教育的重重阻礙，國立大學錄取存固打制，獨中統考文憑至今不受政府承認，卻一直被政黨在騙取選票時拿來消費。師資短缺問題危機幾時能夠克服，都是華裔納悶無解的心中刺！
現有希盟時代，文化習俗被干預的不減反增。2025年10月，政府宣佈禁止在華小禮堂舉辦含酒精活動，不但干涉傳統習俗，更會切斷許多華小賴以生存的重要經濟來源。
由於在馬來西亞固有的族群政治框架下，任何以華裔為主要支持的政黨，都必須在“為族群爭取權益”和“維持政治生存”之間，面對相似的困境。
就以過去在聯盟或國陣體制內代表華裔的馬華公會，面對巫統的主導，馬華被批評為“當家不當權”。由於在關鍵議題上缺乏實質決策權，好像只是融入，展現多元性但最終隨著巫統自大傲慢，一起從國陣被唾棄。
接著以挾著“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上台的行動黨，在野時的高昂鬥志，得到逾95%華裔支持，最終進入執政核心，但同樣也陷入了相似的兩難。
行動黨為了爭取馬來選民支持以鞏固政權，在華裔渴望的統考、大學固打制等議題上，選擇“靜靜”或妥協，昔日的勇氣消逝，為了官位便顯得毫無骨氣。該黨雖是擁有40個國會議席的執政黨重要成員，卻不敢實現承諾，除了承認統考、還有大言不慚的永久地契、廢除大道收費等議題上屢屢跳票，讓華裔產生被欺騙的感覺。
行動黨曾在道德高地批判馬華，如今角色互換，轉為體制維護者，也與昔日對手合作並在原則上妥協，甚至開始自稱並不代表華裔。
我國華裔社會，面對的欺壓和得吋進尺的政策，已經形成一種無力掙脫的感覺。拜託從政者，別再昧著良心，只為選票什麼騙話承諾都敢輕易脫口而出，過後卻能不羞愧的一句“不是我講的”。#
僑批
最近一部潮汕電影“阿嬤的情書”似乎讓僑批的精神在當下“熱”了起來。它對老一輩自然能燃起懷舊之情，思念故鄉親人時的珍貴替代品。
童年時代，我確實目睹過父親藉以“僑批”和分割兩地的母親、妻兒，敘述生活，並且隨批寄上一些銀兩，通常都是一切如常，望彼此安康，勿掛念。曾在老家舊抽屜存有回批及僑批信封，但已離家數十載，再找不回記憶裡以毛筆書寫的銀批了。
“僑批”又叫銀信，據知父親每當佳節前，都會和好友一齊通過檳城某民間機構，匯寄銀兩到中國各自的親人。由於我大媽與大胞兄皆居住在北山鄉井仔頂故居，父親過番(下南洋)求生，只得藉以這類特殊郵傳家書，維繫著血脈親情與思念。
相信現今年輕一代，不了解早年離鄉背井到海外遊子，需遵循“孝悌”準則，贍養父母、撫育妻兒、幫扶宗族的責任。僑批即是家書、又是銀信，是連接家鄉，講信譽、守承諾的重要體現。
如今父母、妻兒家眷皆在身旁的人，無需跨山越海，無需望月盼望鄉愁之苦，更應珍惜彼此聯繫，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散落在歲月深處的童年
今天2026年6月5日(農曆丙午年四月廿)是母親離去十四週年忌日，安排祭祀必是每年不能忘卻的重要事務。
雖然歲月流逝，許多事情早已模糊，但塵封已久的童年往事，陪在母親身旁成長的回憶，依舊能夠細細的回味。
年幼時，母親是以裁縫老人服裝聞名，她的手藝精巧，特別是傳統布衫上的布扭，粒粒結實圓潤，散發出古早年代特有的溫婉與雅緻，受到鄰里婦女們的歡迎，不論多久都願意等待她手工縫製的衣服。
每當母親要燙衣服時，那只古老的銅燙斗，沉甸甸的放在地上，先得將燒紅的木炭放入，我就用扇子讓炭火通風燃燒。母親將一件件衣裳燙得平整服貼，也燙出了舊時代樸實而溫暖的生活記憶。
在那個沒有自來水的歲月，家中有口古井，每天都得幫忙打水，儲存在大水缸也是日常家務。母親要煮飯、燒水、洗衣、洗菜、沖涼、打掃，都離不開那口井，那能袖手旁觀。
這些看似平凡瑣碎片段，隨著歲月沉澱，反而成為心底溫暖的兒時畫面。母親慈祥笑容、辛勤勞作的身影，永遠深藏在記憶深處，歷久彌新。
殘缺阻隔不了送別的心
今早到本坡人民園去送別吉打菜業公會查賬之一的彭金坤老先生，出現一名巫裔男子，推著輪椅坐有一邊腳已斷肢的婦女，在喪居前安靜的等候。
經過了解，才知道馬來老婦向來是往生者的客戶。大家心裡都在想，畢竟彭金坤只是一個賣菜的東主，不過是清晨巴剎裡，那一聲Makcik 今天菜很新鮮，相信從來沒有嫌棄她坐輪椅賣貨較慢吞吞，或價格也贏得她的信任與好感。因而，年復一年那些微不足道的善意，早已悄悄地跨越了種族、語言和信仰的界線，成了她殘缺身軀阻隔不了要親至吊唁的決心。
沒有人要求她來，也沒有人期待她會來，但她來了，誰都無法阻擋她向一個曾經溫暖過交情的人，做最後一次告別。四周目光都投向這位行動不便的馬來老婦。
為了讓她如願親睹遺容，當靈柩從喪居移出公祭前，她堅持要站起來，旁人小心翼翼地扶著她站到靈柩旁，隔著玻璃，見了那張熟悉的面孔，嘴唇似乎微微顫動，一句Selamat jalan 一路好走。
這一幕之所以動人，不只是因為一個行動不便的人，跨越了身體的限制，更讓我們看見，在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面前，種族是薄的，信仰是輕的，而真誠的心，是重的。
由於參與旅遊團隊之中，我們四位屬最年長者，領隊就將我們成為一組，後來也被隊友們一致譽為“四大天王”。
首站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填補三缺一的江南三大名樓：已經遊覽過的湖北黃鶴樓，湖南岳陽樓，此次南昌的滕王閣
滕王九層高閣望
雄偉氣勢立南昌
決登明三暗七層
足見腳力還能行
宣言變一紙空文
每當選舉展開，政黨必定會絞盡腦汁，設計出迎合時局人民所關注，特別是易以挑起情緒、社群不滿的課題，想出可以撈取支持的宣言，收割賦予信任的票源。
然而，當中選上位後，所有的承諾卻違背和開始落空，甚至令人可笑的是，還大言不慚的表示：宣言不是聖經。
在民主選舉裡，政黨與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提出的政見與承諾，是為了爭取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若當選後輕易否認或推翻自己的宣言，不但辜負選民的託付，也直接損害公眾對政治制度的信心。
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內現象，競選宣言似乎可以成為丟棄的口號，那麼選民所投下的一票，又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政治的誠信和責任一旦流失，必然嚴重損害民主制度的公信力。
我們確實很希望，政治人物應該坦誠的向選民交待，而不是以情況不同，推卸和否定過去的承諾。
請不要忘記，今天是電子傳媒時代，過去所跨過海口的承諾，都不易輕易抹除，除非要佩服厚顏無恥的政棍，依然向人拋出一句：我就是會“車”，你奈我如何？
何處是「豬」家？
每天半夜三點左右，他就得離家到茹崙路旁，一座橡膠園內的宰豬場去作活。我得帶著咪矇的雙眼，起身看著父親外出然後將大門串鎖，才繼續進入夢鄉。
父親在一場車禍後，就完全卸下肉販與屠夫的工作，檔口租給昔日一起經營的林先生。父親在1989年撒手塵寰，初時縣議會執照曾轉換在我名下，但我並沒有接替父業，只收取微薄的租金給母親。
好像只有幾年光景，由於膠園地主獻地予教育用途，該地段改為足球與活動場所，自然靠近的宰豬場，便開始受到質疑。不久相繼面對宰豬場問題的還包括莪崙，雙溪鉛。
我記得曾經與州行政議員到大鉛去拜見縣長，當時受建議遷移宰豬場，只要覓得適當地點即可申請。我那時候就已經醒覺，談何容易要出資去尋覓不會引起非議的地段，只要有左近穆斯林居民反對，養豬和宰豬場必然無望得批。
這是以往曾經歷的陳年舊事，然而2026年初至今，隨著雪蘭莪州豬農被訓令全面禁止養豬業，一個在雪州存在了數十年的古老行業，就被關閉和走入生計的終點。
看來，養豬或宰豬地點，又開始燃起令華社引以為鑒的課題。
回憶2008年3月8日的大選，吉打州國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挫，失去了州政權落入民聯(行動黨、人民公正黨及伊斯蘭黨聯盟)。翌年亞羅士打唯一的宰豬場，就在那時被執法單位以兩部神手輕易催毀。過後安撫要在吉中建什麼現代化宰豬場，只聞樓梯嚮，沒有資金扶助，只成空談，就不了了之。
如果說要保持衛生，政府是有義務協助豬農計劃建立現代化封閉式養殖中心，既能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也一視同仁尊重非穆之需求。
其實，所有禽牧業都會面對同樣的衛生問題，為何養豬業切要承受差別的待遇？遺憾的“豬家”的課題屢屢被政治炒作，也企圖以宗教之名行經濟歧視之實，甚至歪曲成種族議題，步步進逼，輕易告訴你一句進口就好了。
養豬業受到打壓，它只是馬來西亞回教化大浪潮中的一潮浪花。華社應該憂心的是，這類宗教化、政治化的趨勢也正在其他領域蔓延。
非穆斯林在大馬的基本權益不被尊重，反映出多元社會契約也慢慢被侵蝕，不是嗎？
